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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审美性，拥有“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另外，在如何对待和运用西方外来批评理论的问题上，《讲话》也明确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这就要求中国的文艺批评家必须要拥有高度清醒、自觉的批评主体意识，以我为主，以文本为主，因地制宜，取我所需，为我所用。要根据文本的实际情况进行批评，不能脱离或不顾文本实际进行强制阐释。
20 世纪以来，各种文学理论轮番登场，先后成为学术界的时尚新宠。在文学理论风起云涌、不断更迭的各个时期，这些理论又常常被当时的批评家们视若神明上帝，奉为灵丹妙药和东来真经，广泛应用于本土或异域文学文本的解读之中。由于这些理论原本大多是由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领域转化而来，因此，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就主要是从社会、文化、政治等非审美角度层面展开，并出现了理论先入为主、以理论强行切割作品、强制阐释文本等畸形现象，导致文本沦为理论的注脚。在这些解读过程中，文本审美、艺术层面的核心要素与内涵被有意无意地、买椟还珠似地忽略或遗忘了。换言之，20世纪以前占主导的、从传统的审美角度阐释文本的批评方法被当作一种过时、落后的工具而遭到唾弃。与之同时被遗弃的还有批评写作的艺术化、审美化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时尚流行、千篇一律的八股化“学院体”“学究体”，其文风僵化规范，可读性极差。这种非/去审美化的文学批评潮流不仅在西方批评界盛行，而且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也逐渐波及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在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中，这种呈一边倒的文学批评非/去审美化潮流导致“文学研究离文学越来越远……文学研究者研究一切，就是不研究文学自身”的奇异现象，并在中国文学批评西方化的背景下愈演愈烈，最终形成汹涌之势，覆盖了当下中国文坛和学界。
作为坚定的唯美主义者，哈罗德·布鲁姆极力反对、抵制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文化化，尤其反感当今西方学院派批评家们乱/滥用文化政治理论对经典、审美文本、文学文本展开非/去审美化解读。他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我对自己专业领域内所发生的事一直持否定的看法。因为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 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 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如果我是出生在1970年而不是1930年的话，我就不会以文学批评家和大学老师为职业，就算我有十二倍的天赋也不会作此选择”。哈罗德·布鲁姆坚信，审美价值才是文学文本最核心的价值，审美批评才是文本批评的正道、正统，而其它批评则是旁门左道、歪门邪道。“如今我又发现周围全是些哗众取宠的教授，充满着法德理论的克隆，各种有关性倾向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我于是明白了，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所有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持敌意者不会走开，他们会培养出一批体制性的憎恨者。”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恶意阐释、肆意歪曲，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蛮横的、不顾文本实际、以理论强套文本的强制阐释、野蛮批评，因为西方学院派批评家们是体制性的审美价值憎恨者。由此，哈罗德·布鲁姆提出了“以艺术抵制理论”( art against theory) 的口号。此处的“理论”并非泛指所有理论，而是特指去/非审美化的批评理论形态——旨在以审美批评反对当代肆虐、横行文坛和学界，呈一边倒的政治批评和文化研究，以此矫正和祛除当代文学批评中极端的非/去审美化趋势与偏颇。
作为美国学院派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率先垂范，在批评实践中以审美为标尺，聚焦文本的审美层面，挖掘、探析其审美要素，并以富于艺术化、情感性、趣味化的能指方式表达其意义和所指。《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等着作皆为其审美批评的典型代表作。他的审美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已在世界文学批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学是人类的家园，文学批评应从文学出发，最后回归文学，而审美是其最终落脚点。笔者认为，借鉴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实践，必将对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非/去审美化倾向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并能积极引导文学研究主体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回归文学的审美本位，从而增强文学的“家园意识”。
四重续中国文学批评传统
作为一篇指导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讲话》在论及文艺批评工作时指出，文艺批评既要积极吸收和利用异域、外来的文化资源，同时也要“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使古今中外的批评资源精华皆为我所用。当然，能够继承、创新的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不胜枚举，本文无法一一例举，在此笔者仅以“第四种批评”或曰“诗化批评”作为例证加以论述。
媒体批评、学者批评、作家批评之外的作家学者批评被称为“第四种批评”。“第四种批评”聚焦文本的艺术性与审美性，并将学术研究的学理性、系统性、严谨性、深刻性与艺术创作的感性、直观性、形象性、情感性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杂糅的风格与特征。“第四种批评”在中国古已有之，被称为“诗化批评”，它曾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形态而存在。“诗化批评”即批评的诗化，文本兼具理性抽象的内容与艺术化的表达形式，以及独特的审美关注点。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钟嵘的《诗品序》，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等等。另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有一类“论诗诗”作品也属于“诗化批评”的范畴，并取得了丰硕瞩目的成果。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等。这些古代文论作品都积淀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和理论遗产。
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一传统仍然被传承和延续，只不过是以现代形态的“第四种批评”方式存在。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朱自清的《诗论》，梁实秋的《文艺批评论》，钱钟书的《谈艺录》等等。新时期以来，在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亲西化文化思潮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出现断裂。特别是在西方单一化、模式化的文学批评范式被全面引进中国的学院体制内，并被奉为金科玉律和圭臬典范之后，学者与作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被学院和作协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制强行拆散、分离，致使“学者与作家身份相互排斥”。这种谬误僵化的观念形成之后，阻碍了两者的统一与融合，使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与西方文学批评趋同的态势。
作为世界着名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生涯大体上经历了前、后两个形态特征各异的时期。以1990 年代为界，前期他主要是从事学院批评，后期则主要是从事作家学者批评。作为学院派批评家的哈罗德·布鲁姆先后出版了《雪莱的神话创造》《布莱克的启示》《塔内鸣钟者》《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卡巴拉与批评》《诗歌与压抑》等学术专着。这些代表作是典型的、中规中矩的、完全符合传统学术规范的学术论着，它们主要面向学院内的小圈子及同行读者群体。其文章格式统一，逻辑严密，体系性强，风格单调，立场中立，情感隐匿，个性压抑，体现出一种文体书写的共性化和模式化倾向; 在论述时理论话语充斥，术语繁杂，语言晦涩抽象，语调、语气严肃，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可读性差。在从事文学批评的后期，作为作家学者批评家的哈罗德·布鲁姆，其文学批评身份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转向，出版了《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等着作。这些作品文风摇身一变，且风格摇曳多姿; 语言平易朴实，明白晓畅，生动形象，既注重感性体悟，又情感丰富漫溢。这些批评作品在挣脱了学院派论着的范式锁链之后，不拘一格，情感抒发自由宣泄，个性舒展表现自由，文本个性化十足，时而温情脉脉，深沉激越; 时而幽默诙谐，嬉笑怒骂; 时而扼腕叹息，痛心疾首。同时，哈罗德·布鲁姆后期的这些作品又结合学院派批评的优长，适当糅进了学术研究的学理性、系统性、深刻性、严谨性、历史性等因子，最终形成了兼具作家批评和学者批评特点的作家学者批评风格。
笔者认为，哈罗德·布鲁姆向“第四种批评”转向，对于唤醒和激活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学者的“第四种批评”意识提供了认知可能和借鉴范例。而这也可以推进中国古代文论( 特别是文体风格) 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重建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重要内容。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批评实践中，重构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必将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贯彻《讲话》精神，是新形势下文艺批评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讲话》既是党对文艺工作的一种政治领导，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政党意志的体现，又充分尊重和遵循文艺批评本身的规律，因此，是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指导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中国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落实《讲话》精神必将有力地规范当前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秩序，引导其重新走上文学批评自身运行、发展的正常轨道，防止其因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而使中国的学院派文学批评陷入混乱、离散、崩溃的困境与边缘。哈罗德·布鲁姆面向社会大众、彰显批评“风骨”、坚守“艺术”标尺、张扬诗性的文学批评品格与文风，对于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而言具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并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可以预见，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通过此笔者仅以“第四种批评”或曰“诗化批评”作为例证加以论述。
媒体批评、学者批评、作家批评之外的作家学者批评被称为“第四种批评”。“第四种批评”聚焦文本的艺术性与审美性，并将学术研究的学理性、系统性、严谨性、深刻性与艺术创作的感性、直观性、形象性、情感性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杂糅的风格与特征。“第四种批评”在中国古已有之，被称为“诗化批评”，它曾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形态而存在。“诗化批评”即批评的诗化，文本兼具理性抽象的内容与艺术化的表达形式，以及独特的审美关注点。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钟嵘的《诗品序》，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等等。另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有一类“论诗诗”作品也属于“诗化批评”的范畴，并取得了丰硕瞩目的成果。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等。这些古代文论作品都积淀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和理论遗产。
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一传统仍然被传承和延续，只不过是以现代形态的“第四种批评”方式存在。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朱自清的《诗论》，梁实秋的《文艺批评论》，钱钟书的《谈艺录》等等。新时期以来，在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亲西化文化思潮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出现断裂。特别是在西方单一化、模式化的文学批评范式被全面引进中国的学院体制内，并被奉为金科玉律和圭臬典范之后，学者与作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被学院和作协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制强行拆散、分离，致使“学者与作家身份相互排斥”。这种谬误僵化的观念形成之后，阻碍了两者的统一与融合，使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与西方文学批评趋同的态势。
作为世界着名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生涯大体上经历了前、后两个形态特征各异的时期。以1990 年代为界，前期他主要是从事学院批评，后期则主要是从事作家学者批评。作为学院派批评家的哈罗德·布鲁姆先后出版了《雪莱的神话创造》《布莱克的启示》《塔内鸣钟者》《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卡巴拉与批评》《诗歌与压抑》等学术专着。这些代表作是典型的、中规中矩的、完全符合传统学术规范的学术论着，它们主要面向学院内的小圈子及同行读者群体。其文章格式统一，逻辑严密，体系性强，风格单调，立场中立，情感隐匿，个性压抑，体现出一种文体书写的共性化和模式化倾向; 在论述时理论话语充斥，术语繁杂，语言晦涩抽象，语调、语气严肃，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可读性差。在从事文学批评的后期，作为作家学者批评家的哈罗德·布鲁姆，其文学批评身份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转向，出版了《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等着作。这些作品文风摇身一变，且风格摇曳多姿; 语言平易朴实，明白晓畅，生动形象，既注重感性体悟，又情感丰富漫溢。这些批评作品在挣脱了学院派论着的范式锁链之后，不拘一格，情感抒发自由宣泄，个性舒展表现自由，文本个性化十足，时而温情脉脉，深沉激越; 时而幽默诙谐，嬉笑怒骂; 时而扼腕叹息，痛心疾首。同时，哈罗德·布鲁姆后期的这些作品又结合学院派批评的优长，适当糅进了学术研究的学理性、系统性、深刻性、严谨性、历史性等因子，最终形成了兼具作家批评和学者批评特点的作家学者批评风格。
笔者认为，哈罗德·布鲁姆向“第四种批评”转向，对于唤醒和激活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学者的“第四种批评”意识提供了认知可能和借鉴范例。而这也可以推进中国古代文论( 特别是文体风格) 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重建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重要内容。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批评实践中，重构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必将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贯彻《讲话》精神，是新形势下文艺批评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讲话》既是党对文艺工作的一种政治领导，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政党意志的体现，又充分尊重和遵循文艺批评本身的规律，因此，是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指导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中国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落实《讲话》精神必将有力地规范当前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秩序，引导其重新走上文学批评自身运行、发展的正常轨道，防止其因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而使中国的学院派文学批评陷入混乱、离散、崩溃的困境与边缘。哈罗德·布鲁姆面向社会大众、彰显批评“风骨”、坚守“艺术”标尺、张扬诗性的文学批评品格与文风，对于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而言具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并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可以预见，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通过借鉴世界各国
与文艺创作一样具有艺术性、审美性，拥有“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另外，在如何对待和运用西方外来批评理论的问题上，《讲话》也明确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这就要求中国的文艺批评家必须要拥有高度清醒、自觉的批评主体意识，以我为主，以文本为主，因地制宜，取我所需，为我所用。要根据文本的实际情况进行批评，不能脱离或不顾文本实际进行强制阐释。
20 世纪以来，各种文学理论轮番登场，先后成为学术界的时尚新宠。在文学理论风起云涌、不断更迭的各个时期，这些理论又常常被当时的批评家们视若神明上帝，奉为灵丹妙药和东来真经，广泛应用于本土或异域文学文本的解读之中。由于这些理论原本大多是由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领域转化而来，因此，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就主要是从社会、文化、政治等非审美角度层面展开，并出现了理论先入为主、以理论强行切割作品、强制阐释文本等畸形现象，导致文本沦为理论的注脚。在这些解读过程中，文本审美、艺术层面的核心要素与内涵被有意无意地、买椟还珠似地忽略或遗忘了。换言之，20世纪以前占主导的、从传统的审美角度阐释文本的批评方法被当作一种过时、落后的工具而遭到唾弃。与之同时被遗弃的还有批评写作的艺术化、审美化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时尚流行、千篇一律的八股化“学院体”“学究体”，其文风僵化规范，可读性、审美性，拥有“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另外，在如何对待和运用西方外来批评理论的问题上，《讲话》也明确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这就要求中国的文艺批评家必须要拥有高度清醒、自觉的批评主体意识，以我为主，以文本为主，因地制宜，取我所需，为我所用。要根据文本的实际情况进行批评，不能脱离或不顾文本实际进行强制阐释。
20 世纪以来，各种文学理论轮番登场，先后成为学术界的时尚新宠。在文学理论风起云涌、不断更迭的各个时期，这些理论又常常被当时的批评家们视若神明上帝，奉为灵丹妙药和东来真经，广泛应用于本土或异域文学文本的解读之中。由于这些理论原本大多是由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领域转化而来，因此，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就主要是从社会、文化、政治等非审美角度层面展开，并出现了理论先入为主、以理论强行切割作品、强制阐释文本等畸形现象，导致文本沦为理论的注脚。在这些解读过程中，文本审美、艺术层面的核心要素与内涵被有意无意地、买椟还珠似地忽略或遗忘了。换言之，20世纪以前占主导的、从传统的审美角度阐释文本的批评方法被当作一种过时、落后的工具而遭到唾弃。与之同时被遗弃的还有批评写作的艺术化、审美化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时尚流行、千篇一律的八股化“学院体”“学究体”，其文风僵化规范，可读性极差。这种非/去审美化的文学批评潮流不仅在西方批评界盛行，而且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也逐渐波及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在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中，这种呈一边倒的文学批评非/去审美化潮流导致“文学研究离文学越来越远……文学研究者研究一切，就是不研究文学自身”的奇异现象，并在中国文学批评西方化的背景下愈演愈烈，最终形成汹涌之势，覆盖了当下中国文坛和学界。
作为坚定的唯美主义者，哈罗德·布鲁姆极力反对、抵制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文化化，尤其反感当今西方学院派批评家们乱/滥用文化政治理论对经典、审美文本、文学文本展开非/去审美化解读。他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我对自己专业领域内所发生的事一直持否定的看法。因为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 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 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如果我是出生在1970年而不是1930年的话，我就不会以文学批评家和大学老师为职业，就算我有十二倍的天赋也不会作此选择”。哈罗德·布鲁姆坚信，审美价值才是文学文本最核心的价值，审美批评才是文本批评的正道、正统，而其它批评则是旁门左道、歪门邪道。“如今我又发现周围全是些哗众取宠的教授，充满着法德理论的克隆，各种有关性倾向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我于是明白了，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所有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持敌意者不会走开，他们会培养出一批体制性的憎恨者。”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恶意阐释、肆意歪曲，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蛮横的、不顾文本实际、以理论强套文本的强制阐释、野蛮批评，因为西方学院派批评家们是体制性的审美价值憎恨者。由此，哈罗德·布鲁姆提出了“以艺术抵制理论”( art against theory) 的口号。此处的“理论”并非泛指所有理论，而是特指去/非审美化的批评理论形态——旨在以审美批评反对当代肆虐、横行文坛和学界，呈一边倒的政治批评和文化研究，以此矫正和祛除当代文学批评中极端的非/去审美化趋势与偏颇。
作为美国学院派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率先垂范，在批评实践中以审美为标尺，聚焦文本的审美层面，挖掘、探析其审美要素，并以富于艺术化、情感性、趣味化的能指方式表达其意义和所指。《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等着作皆为其审美批评的典型代表作。他的审美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已在世界文学批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学是人类的家园，文学批评应从文学出发，最后回归文学，而审美是其最终落脚点。笔者认为，借鉴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实践，必将对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非/去审美化倾向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并能积极引导文学研究主体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回归文学的审美本位，从而增强文学的“家园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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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批评、学者批评、作家批评之外的作家学者批评被称为“第四种批评”。“第四种批评”聚焦文本的艺术性与审美性，并将学术研究的学理性、系统性、严谨性、深刻性与艺术创作的感性、直观性、形象性、情感性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杂糅的风格与特征。“第四种批评”在中国古已有之，被称为“诗化批评”，它曾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形态而存在。“诗化批评”即批评的诗化，文本兼具理性抽象的内容与艺术化的表达形式，以及独特的审美关注点。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钟嵘的《诗品序》，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等等。另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有一类“论诗诗”作品也属于“诗化批评”的范畴，并取得了丰硕瞩目的成果。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等。这些古代文论作品都积淀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和理论遗产。
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一传统仍然被传承和延续，只不过是以现代形态的“第四种批评”方式存在。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朱自清的《诗论》，梁实秋的《文艺批评论》，钱钟书的《谈艺录》等等。新时期以来，在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亲西化文化思潮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出现断裂。特别是在西方单一化、模式化的文学批评范式被全面引进中国的学院体制内，并被奉为金科玉律和圭臬典范之后，学者与作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被学院和作协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制强行拆散、分离，致使“学者与作家身份相互排斥”。这种谬误僵化的观念形成之后，阻碍了两者的统一与融合，使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与西方文学批评趋同的态势。
作为世界着名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生涯大体上经历了前、后两个形态特征各异的时期。以1990 年代为界，前期他主要是从事学院批评，后期则主要是从事作家学者批评。作为学院派批评家的哈罗德·布鲁姆先后出版了《雪莱的神话创造》《布莱克的启示》《塔内鸣钟者》《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卡巴拉与批评》《诗歌与压抑》等学术专着。这些代表作是典型的、中规中矩的、完全符合传统学术规范的学术论着，它们主要面向学院内的小圈子及同行读者群体。其文章格式统一，逻辑严密，体系性强，风格单调，立场中立，情感隐匿，个性压抑，体现出一种文体书写的共性化和模式化倾向; 在论述时理论话语充斥，术语繁杂，语言晦涩抽象，语调、语气严肃，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可读性差。在从事文学批评的后期，作为作家学者批评家的哈现代转换，使之成为重建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重要内容。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批评实践中，重构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必将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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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家有几个特点，一个是美容专家都是美国带证回来的，在美国那地方，怎么技术专业知识都一定比中国的规范和先进吧，另一个是她家没普通保养，没按摩，不分男女客人，只做面部，而且只接受电话预约，没预约不接待，牛吧!我有朋友预约了2个星期才预约上，因为是由美容专家一对一接待，根据每个人的皮肤状况做不同的调整和针对性的护理。我觉得很有特色，而且就这样才能精啊。痘痘这东西可不能等，不然就变成橘子皮了，这和看病一个道理，越从早控制住，就不会有恶化。而且痘痘都是蔓延型的，刚开始长额头，然后就往脸蛋长，再来就是下巴，然后到脖子和后背。。。你能忍受么？反正我忍不了。
说了这么多，希望能帮到你喽，上网搜搜贝拉黛尔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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