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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回归
科举制度的意义宜作两面观。对朝廷来讲，是通过科举考试将知识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将读书人的思想纳入皇家所希望的轨道，使这个属于“四民之首”的社会集团真正与皇家同心同德。明清科举考试规定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目的即是“端士习”、“崇正学”，把读书人培养成为熟悉儒家经典并根据它来为人处世的君子，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使用。对于读书人来讲，钻研《四书》《五经》，学习圣贤之道，正是儒家所强调的修身的主要内容。通过修身培养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主体人格，建立完美的内心道德秩序。只有这样，才能施之于外。本来，按照理想化的设计，读书人凭借科举走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对于实践其历史使命是一件好事，科举制度意义的两个方面在理论上是统一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科举制度特别是八股取士制度对个体价值确认的简单化、程式化等诸多弊病，便出现了这样的状况：科举考试常常成了猎取功名的工具，儒家经典读得越来越熟，八股文写得越来越好，人品却越来越差，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异化成了科举考试的奴隶和奴才。正如王冕所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贤人们看重的是文行出处，这使得他们能够保持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但对于“荣身之路”，他们也不全盘否定，而是采取了向儒家元典精神回归的态度。具体地讲，贤人们并不反对《四书》《五经》，他们反对的只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买卖关系和读书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功利目的。也就是说，他们摒弃的是科举制度实施以来的畸形心态和功利色彩，直接回到儒家元典精神：做个熟悉儒家经典并根据它来为人处世的君子。
吴敬梓所讽刺的很多读书人从小就是在八股文的熏陶下成长的，例如鲁小姐。以八股文来修身，其功利目的十分明显，是把八股文当作博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这也就难怪范进不知苏轼，马二不知道李清照，张静斋胡诌刘基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了。而一旦“功名富贵”战胜了“圣贤之道”，便导致势利熏心，世风日下。
虞博士的修身可以与此对照着看。他六岁开蒙，读什么作者没有交待，估计也是《四书》《五经》之类。区别在于，被讽刺人物转而致力于八股文，而虞博士则向一位晴川先生学古文诗词，后来向祁太公学“地理、算命、选择”。学诗文是因为晴川先生的诗文“天下第一”，虞博士对他有仰慕之心；学“地理”等则是为了“学两件寻饭吃本事”，都与“荣身之路”无关。至于他后来也去应考，则是为生计问题，绝不是为了博取什么科名。他不求康大人推荐征辟以及在选翰林的履历表上写实在年庚便足以为证。对于庄绍光的修身，作者着墨不多，但从他“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天下皆闻”不难推想，少年时代的庄绍光是没有沉醉于八股文之中以求功名的，否则怎么可能写出极好的赋来?成年以后，他也不攻八股文。“此时已将及四十岁，名满一时，他却闭门着书，不肯妄交一人。”庄绍光在家注《易》(这是高翰林在诋毁庄绍光时透露出来的)，钻研的仍然是学问。杜少卿对学问也很重视，他曾经规劝张俊民多念些书，“学些文理”。他的《诗经》研究专着《诗说》颇有影响，表明他肚里有“货”，但他肚里的“货”不是用于科举。辞去征辟后他兴高采烈：“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季苇萧说迟衡山有制礼作乐之才，乃南邦名宿”。可见迟衡山也不是吃八股文长大的。他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议论：“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虽然列出了两条道路，但他本人选择的是前者。迟衡山的学问即礼、乐、兵、农等实学。
由于贤人们向儒家元典精神回归，科举考试对他们来讲已显得无关紧要。不经过科举考试照样可以修身养性，参加考试顶多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所谓“荣身之路”。因此贤人们能够按照古代圣贤的人格标准来立身处世，而不被科举所束缚、奴役和异化。重视“修身”这一过程本身，从而获得了实现理想、实践知识阶层的历史使命所需的本领，或诗文，或学问，或实学，具备了古之圣贤所具有的高尚的品德。
修身是自我实现的第一步，这是内心道德秩序的建立过程。内心道德秩序向外扩展，首先是施之于家，建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的充满人伦温日情的家庭秩序；然后施之于国，建立完美的政治秩序。在《外史》中，贤人们在由家向国的进程中，遇上了“邦无道”的现实。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在“庄征君辞爵’’这一情节中。太保公是——个十足的政客，他想让庄绍光出其门下，目的是拉帮结派。遭到庄的拒绝后，他上了一个荒谬的奏章：“庄尚志果系出群之才，蒙皇上旷典殊恩，朝野胥悦。但不由进士出身，骤跻卿贰，我朝祖宗无此法度，且开天下以幸进之心。”其中的自相矛盾处显而易见：既然非要进士出身不可，为何还要行征辟之举?太保公只是皇帝的幌子，作者虽未直接批评皇帝，但揭露的实际状况正如庄绍光所说：“看来我道不行了。”这意味着儒家理想的最终完成在现实中遇到了阻碍。这种理想不能实现的郁结感在贤人那里出现了两个方向的消解方式：一是返回到家这一层面；—是以民间方式实践济世情怀。
先说第一种方式。这里的齐家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齐家，而是人生道路受阻后重新对家表现出格外眷恋，体味到家对人精神的慰藉，是“第二次”齐家。如果说第一次齐家还带有治平的目的性，充满着希望，那么，“第二次”齐家则更多地具有审美的意味，淡化了功利色彩。尽管这是人生道路的退缩，但从另一个侧面显现出贤人们无意于功名富贵的品格。
作者对贤人们充满人伦温情的家庭生活的描写是放在他们济世道路受阻后进行的。杜少卿辞掉朝廷的征辟，隐居南京。生活虽然清淡，但他觉得很“快活”。他对娘子说：“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庄绍光辞爵还家，隐居元武湖。“闲着无事，便斟一杯酒，拿出杜少卿做的《诗说》，叫娘子坐在旁边，念给他听。念到有趣处，吃一大杯，彼此大笑。”虞博士被放了闲官，这在一般人怎么能够忍受?他却欢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乡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团栾着，强如做个穷翰林。”
这里，齐家是“第二次齐家”，它不只是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建立符合伦理秩序的家庭关系，更是“邦无道”状况下贤人们精神得以寄托的家园。这种人生道路的退缩与“邦无道”却仍然仕进(实质是追求富贵)是完全相异的两种选择。其理论依据可以在杜少卿对《女曰鸡鸣》的新解里找到答案：
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
杜少卿解《女曰鸡鸣》，其实是吴敬梓对此诗的研究心得。作者在此提醒读者：贤人们的家庭生活能够如此“快活”，是因为他们无意于功名富贵，而正是这种心态，使他们具有了古代君子的品格。
3．济世：对仕进道路的超越
贤人们的“第二次”齐家，表面看来，是为了自己生活得“快活”、自在、不做“穷翰林”，似乎与他们的“终极关怀”无关。其实不然，“第二次”齐家毕竟是人生道路的退缩，贤人们在看似自在的日常生活中隐藏着理想不能实现的哀痛，因而他们时时在寻求着实现理想的道路。仕进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邦无道”。在贤人们看来，仕进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礼乐社会，因而只要能达到这一最终目标，不一定要经由仕进之路。他们找到了实践自己济世理想的途径：民间方式。这是对“势”的超越。这种超越摆脱了功名的牢笼，体现出贤人们心忧天下的人文情怀。这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高尚德行对社会的感化作用。
第四十七回余二先生评论虞博士道：“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来。”余二先生的意思是：像虞博士这样具有隐逸品格的人，似乎对社会没有多大益处，但他们在热衷名利、抛弃礼乐的世俗社会外树立了精神的榜样，对于社会风气的改善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贤人不完全与隐士相同。尽管隐士的行为对社会风气有改善作用，但毕竟与大众生活在不同的圈子里。而贤人就生活在大众之中，他们心忧天下的情怀直接与大众发生关系，因而其感化作用要比隐士对社会风气的改善来得明显、有效。杜少卿轻财好施，即使身五分文，也把一箱衣服典当成银子给丧母的杨裁缝用；庄绍光在辞爵还家的途中殡葬两个素不相识的老人；虞博士救过人，给人家看风水真心真意，有许多“阴德”；等等。他们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辞却功名富贵的境界，更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儒者风范和人道主义精神，并且后者更容易为大众所体察、感激和仰慕。在一定程度上，“辞却功名富贵”的人格理想对社会的感化作用，是借助仁爱精神来完成的。
第二，警世苦心。
如果说在第一个层次贤人们对社会的感化并没有以主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在第二个层次，他们则是主动对一些令人忧虑的社会现象进行评价，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
试举一例：信风水在民间颇为普遍。世人信风水，骨子里是图发富发贵，迷信风水是与功名富贵紧紧相连的。贤人们不相信风水，其意不止是破除迷信，更重要的是想矫正世人对名利的膜拜心理。迟衡山的一段精辟议论，层层深入地揭露了迷信风水的荒谬，其中心可归结到一点：“只要地下干暖，无风无蚁，得安先人，足矣；那些发富发贵的话，都听不得。”杜少卿说得更直捷：“这事朝廷该立一个法子。”他希望处死那些讲昏话的风水先生，从而使迷信风水、贪慕富贵的风气“或可少息”。(需要指出，虞博士替人家看风水是真心真意，只要能安先人就行了，与那些讲昏话的风水先生不同)
第三，惨淡经营礼乐大业。
这是贤人们以德化俗的格外重要的实践方式。按照原始儒家的社会理想，礼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进行礼乐教化是执政者的当务之急。对于读书人来讲，仕进并借助国家机构的力量(即“势”的力量)制礼作乐应该算是“正途”。但由于拥有权力的人并不热衷于此(正如迟衡山所指出：“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贤人们只有走“民间”道路，即凭藉自身的力量重修礼乐之事。“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事”，其目的正是让“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贤人们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迟衡山首倡，杜少卿第一个捐资，庄绍光应征前就向迟衡山保证：“先生放心，小弟就回来的，不得误了泰伯祠的大祭。”虞博士则是主祭。整个祭典场面之宏大，
连生长在南京的七八十岁的人都感叹：“从不曾看见过这样的礼体，听见这样的吹打。”足见祭泰伯祠是贤人们倾其心血的事业。
尽管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贤人们企图借助道德的力量来挽回世道人心，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每个人都生存在他那个时代的格局中，我们是不能以今天变化的情势来责备他们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重要的是，贤人们对于理想的执着，对于社会历史的神圣的道德感和使命感，正体现了“仁以为己任”的崇高人格。《易传机感受程度来看，犯罪案件会从财产性犯罪演变为暴力性犯罪，再趋于一致；如果从犯罪聚集的角度来看，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市民对犯罪类型所造成的冲击感受，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治安结构。犯罪类型属性与治安危机等级结构间，不是单纯的因人口密度、土地面积和城市化程度而有所差异，而是每一个行政区域有属于自己的犯罪类型属性和治安结构。因此，公安机关在治安策略的制定上应以行政区域的治安结构特点为基础。我们对此问题的研究方法是，采用多准则分析法对大连市各个行政区域治安危机感受、犯罪类型属性和治安结构进行合理的定位，从而提出面向不同区域的治安防范策略。
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对大连市按照经济、人口密度、城市化度划分为中心区、次中心区、普通区、结合区和偏远区五种类型。同时，将大连市治安结构分成高危机区域、较高危机区域、一般危机区域、较低危机区域和低危机区域。危机认识方面，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危机意识，例如，对于偏远区来说大都属农业区县，民风纯朴，且犯罪率低，但容易直接或间接地受近期内重大治安事件的发生或媒体大肆报导的影响，故当犯罪案件发生时，对一般市民将造成强大震撼，故而具有较高的危机意识、威胁程度。而越靠近中心区，市民与警察的危机意识、构成威胁程度反而相对较低。
对于中心区而言，警察对于犯罪案件的处理优先级是基于治安威胁度和现有警力状况来确定的，群众则是以案件发生时所引起的危机感受来确定的，并不考虑案件的威胁性。次中心区的群众对于犯罪类型在三个因变项上的认知，是高于警察的。显见公安机关在治安策略和犯罪预防的拟订方面，以及现阶段警务目标与群众的感受上具有较大差异，应该作为警务改革方面的内容，消除这种差异。城乡结合区警察对于犯罪类型的处理优先级，并不因群众的危机感受及构成威胁度而有所改变。
整体观察，发现大连市各个行政区域在犯罪类型对于危机意识、构成威胁度及案件处理优先级上，并未因城市化程度的高低而变化，每一个行政区域虽有各自的犯罪特性及危机感受程度，但是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犯罪预防模式。因此，在警务工作改革中，要针对行政区域特点，通过对治安结构的比较分析，研拟出一套符合当地群众感受，符合本地区犯罪类型的有效预防策略。
本研究针对不同犯罪类型对群众、警察的危机感受及冲击程度两方面，经实证分析发现，大连市在犯罪类型对于危机意识、构成威胁和案件处理优先级三个要素上，并未因城市化程度的高低而变化。而每一个地区有自己的犯罪特性和危机感受程度，因而每个地区应有属于自己的犯罪预防模式，由于地区间存在差异，因而不应采用统一的警务模式，必须经过比较分析，方能研拟出一套符合当地人民群众感受，并且针对特定犯罪类型执行暨有效预防的策略。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犯罪案件所衍生的危机感受程度，会从财产性犯罪演变为暴力性犯罪，再趋于一致。本研究所使用的跨层次分析的概念，可以避免犯罪防治研究议题上有关区域跨层级的问题，犯罪防治知识的累积不会受到层次谬误的干扰，确保理论思维与实证策略的一致。并以多准则分析定位出各地区治安结构及犯罪类型的属性，有助于公安机关在治安策略拟订时的参考。研究结果显示，从犯罪聚集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区域群众对犯罪类型所造成的危机感受知觉，显示出各区域间的治安结构是截然不同的。犯罪类型属性与治安结构间，不因人口密度、土地面积及都市化程度而有所差异，每一地区有属于自己的犯罪类型属性，且犯罪类型属性对治安结构所造成的影
四者有机的结合就是公安机关的警务综合效能。警务工作的目标是辖区治安防范与控制，防范与控制的基本内容是：对辖区人口行为特征的获取与分析，对辖区治安结构的认知，对辖区群众危机感受的掌握，对辖区犯罪案件的空间感知、时间感知和状态感知。
在对治安辖区影响犯罪发生的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警务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不是完全取决于警力数量，也不是完全依靠监控设施。我们认同向科技要警力这一战略思想，但是，单一的科技水平以及信息化手段是一种固定化的、被动式的防控模式。目前，在行为分析和不确定空间研究上，警用信息化的推广与应用还必须依靠人的理解和协同。因此，提升警察职业的人、域、态感知能力是警务管理创新的前提。我们基于传统的犯罪空间理论[3]，提出了“人-域-境”感知协同空间理论，作为治安管理创新的理论依据。
1.所谓“人”的感知空间是指有关人的行为
活动感知空间，称为第一感知空间。这种感知空间是由两方面构成：一是人与事的行为感知，包括常态与异态两种特征，由于人的行为正常与异常没有确定的概念界定，所以行为感知是模糊感知，因此所表达的空间是一个模糊空间。在辖区警务管理中提高人的行为感知模糊识别能力，是警察职业能力训练的重要内容。二是人与事的活动感知，包括两方面的特征，即在某类事物中的熟练活动与生疏活动，临时性活动和重复性活动。如图1所示：
图1 人的治安感知空间人的治安感知理论若结合在犯罪分析上，可以清楚地发现防范策略。例如，人的模糊感知空间强调日常生活的惯性特征，与犯罪被害理论强调人们日常生活的特性相联系，会使得某些重复同样生活模式的人，具备较高的被害性。同时还能够发现哪些人以及行为是异常的，以及是否具有犯罪的可能性。
2.所谓“域”的感知空间是指犯罪案件的可
能性空间。这里所说的“域”反映了地理区位和时间范围，即可称为“时空域”。我们知道，时间地理学强调犯罪事件发生顺序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而由于事件的发生具备一定的时空条件，事件的结果因而受到其地域化的影响。这一观点可在一定程度上连结到有关犯罪者理性选择的分析，若应用在犯罪学理论分析上，可以清楚地发现防范策略。时空径路是人类为了特定目的所作的计划结果，与犯罪区位学理论强调认同某些行为模式并归纳出一套系统性防制措施的概念相符合。另外，“时空域”是观察人类的实际行为所绘制而成，与犯罪社会学强调由人类群体活动的实际经验去观察犯罪的特定模式这一观点，可以相呼应。简单地说，“时空域”的概念，尤其是我们所提出的“时空态图”的应用，可帮助人们在进行犯罪调查时，从对犯罪人或被害人活动时程的观察，推导出有助犯罪预防的策略。
3.环境空间（或境空间）是指所有犯罪发生
的环境空间。所谓犯罪发生的环境理论研究是近年来犯罪学的热点问题，许多结论在实际应用当中还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论是警方还是犯罪人都应该注意到，把握环境机会就是问题解决的一半。实际上，犯罪防控系统的最前沿问题的研究是警方与犯罪者在“人-域-境”空间上的博弈过程。
二、创新警务运行机制、优化警务模式
（一）基于人口与犯罪特征的警务管理机制
警务工作的综合效能决定了一个城市治安管理的水平。调查表明，大连市警务管理的运行机制还依附于传统管理的模式，并且，许多警察虽然具有现代信息与管理的意识，但由于缺少一种自发的职业精神，没有运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有效地继承传统警务工作的经验，合理地认识当前信息化社会人口与犯罪的关系，合理地认识城市化发展对警务工作的需求。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适应大连市社会治安需要的警务管理机制，这种机制必须来源于对人口与犯罪特征的系统分析。
社会治安的状态决定于人口与犯罪的相互动态关系，警务管理模式来源于人口与犯罪的动态演化关系，同时，治安防范水平决定了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接受程度（治安危机感受度），通过这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就能明确警务管理运行机制。
（二）社会治安系统是一个非平衡开放系统
文献[3]分析表明，大连市人口与犯罪的特征和规模属于正常态势并且是平稳增长的（较大的政策与经济波动期除外），本地区自然人口增长周期犯罪率的变化验证了这一点。近十年来，随着大连市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迁入数量连续多年在大连市人口增长规模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从而使得城市治安系统打破了完全地区性的平衡态，演变成具有人口与犯罪动态特征的非平衡开放系统。
根据大连市20年来人口与犯罪特征的统计分析结果，大连市的社会治安系统是一个非平衡的开放系统，这种非平衡开放和演化特征，向传统的、行政干预的、经验与习惯式的警务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厉的挑战。如何认识非平衡开放系统的特征呢？根据系统科学、人口学和犯罪学的相关理论，一个稳定的、封闭的人口社会系统，其犯罪人的规模、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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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回想，我是上学的期间，就开始长豆的，实在一个茂盛啊张的，我妈都也心急，带我走了医院没去掉，也没少给我花钱去豆。可是全都说的比用的好。有人说年龄大了就没有侸侸了，不过等我到了相亲的年龄，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事，我一直没把自己送出去。此后，偶然在网上发现了一篇叫[于梦自述]的文章。里面叙说了一个姑娘抗痘的故事，自己看的切实很动心，就跟着它试了下，最后出乎意料的好，现今侸侸全消失了。要不你也去找来看吧，挺好的。